《衛報》週評：足球比賽不再是戰爭

節譯／葉興台

出生於布達佩斯，曾在多國居住的小說家兼政治運動者亞瑟‧柯斯勒（Arthur Koestler）曾說，除了民族主義之外，歐洲人還有足球民族主義（football nationalism），後者所激起的情感更為強烈，亞瑟‧柯斯勒本人雖然歸化英國，卻是匈牙利足球隊的終身球迷。

美國職棒大聯盟舉行的「世界大賽」只是國內賽事，美國人很難理解每4年舉行的歐洲盃足球賽，各國代表隊在彼此較勁時，在民眾心中所激發的情感。今年 夏天有好幾週，在奧地利和瑞士的體育場，或從馬德里到莫斯科等歐洲各國首都，都可以看到搖旗吶喊、唱國歌、敲鑼打鼓等愛國的行為，西班牙拿下歐洲盃足球賽 冠軍後，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、巴斯克、安達魯西亞等高舉獨立的民眾，全都陶醉在勝利的歡樂之中。

足球不比其他運動，可以喚起原始的部落情感：集體的努力、全隊一致的隊衣、速度、身體上的衝撞。荷蘭一個知名足球教練曾說過：「我不是開玩笑，足球像是一場戰爭。」

足球當然不是戰爭。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，展現民族狂熱在歐洲多少是一個禁忌，在20世紀，民族主義被認為是幾乎摧毀整個歐洲兩次的主因，這種升高的 愛國主義，若結合了戰士的優越感，過去以來一直與大屠殺息息相關。逃過納粹政權佔領的英國，仍然認為他們憑己力贏得二次世界大戰（當然，也獲得美國人的些 許幫助），仍保有若干軍國主義氣息，這可從英國足球迷的好鬥成性看出。

儘管民族情感在歐洲文雅的社會遭到壓抑，足球場仍可看到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野蠻氣息，就像西班牙鬥牛場仍可見到儀式化的殺牛之舉，不正當的部落情感現在在足球場上完全發洩。

這種情感可以是歡樂的，甚至是嘉年華會的，就像2008年歐洲盃足球賽。但這種情感可能包含黑暗和侵略的成分，尤其是運動競技背負著歷史記憶的時候。例如，荷蘭和德國的比賽或德國和波蘭的比賽，直到最近幾年還很像是戰爭的重演，戰輸的一方懷憂喪志，戰勝的一方則甜蜜復仇。

當荷蘭在1988年歐洲盃足球賽半準決賽擊敗德國時，宛似正義獲得伸張，很多荷蘭人走上首都阿姆斯特丹街頭徹夜慶祝，歡樂的氣氛甚至遠勝於1945年5月正式獨立。

希特勒曾統治歐洲，為歐洲各國帶來災難，德國人的部落情感因此被認為有毒，這是德國民眾為何不敢盡情搖旗納喊的原因，在歐洲其他國家不會看到這種情 況。但德國人也難以壓抑這種情感，老一輩的德國人仍記得1954年德國擊敗一流勁旅匈牙利的情景，那是德國人發動二次世界大戰後，首度對感到自傲，這是一 場他們能夠慶祝的勝利，在多年的慚愧和壓抑後，德國的民族自信恢復了。

愛國主義會和萬物一樣隨時間改變，民族自傲的理由也會變化。當法國贏得1998年世界盃足球賽冠軍時，法國強調國家代表隊隊員來自各族群，隊上的明 星球員席丹（Zinedine Zidane）出生於阿爾及利亞，有些球員則具有非洲血統。法國把拿下1998年世界盃足球賽冠軍歸功於多族群融合，而法國的民族優越感則來自於法國啟蒙 時代的包容和法國革命的兄弟之愛，卻不提長期殖民非洲的血腥過去。

事實上，法國是歐洲某種深層轉變的預告，這個深層轉變速度緩慢，過程痛苦，但步履踏實。如果歐洲各國的族群日益多元化，會社的情況更加明顯。

會社通常透過族群和宗教信仰來控制部落的忠誠，而各城市有不同的會社，例如，倫敦有愛爾蘭人會社和猶太人會社，格拉斯哥有新教徒會社和天主教徒會 社。30 年前有誰會想到，英國足球迷會為由非裔、拉丁裔和西班牙裔球員組成，法國教練執掌的倫敦足球隊慶祝？有誰會想到英國足球代表隊由義大利人出任總教練？

但族群和文化多元性並未完全改變歐洲足球的面貌，今年的歐洲盃足球賽，各國球迷的和平相處為史上首見，也許是因為英格蘭隊缺席，英國球迷無法鬧事所致。但這並非是歐洲的民族情感已經消失，或新歐洲精神已然建立，而是歐洲的民族認同已漸漸與戰爭記憶脫鉤。